季羡林先生的心情我能理解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读后小感  

　　杨洪昌/文  

    小编注：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读后小感

　　“毕竟一书生”，是季羡林先生对他的恩师胡适之先生的一个总体看法，我也以为很是妥帖，再把它拿来用在季先生的头上，我看也同样是妥帖的。“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肠中”，隔了五十年的风云，已到望九之年的季先生去到台岛，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先生“鞠躬之后，悲从中来……眼泪自然流出。”  

　　先前我回乡顺带去拜望过我老师的墓，眼睛也湿过，若说到悲是没有多少的，只是感于和恩师的阴阳两隔，且其悲与季先生的悲自不可同日而语，但先生之悲我是能够理解的，那是真悲，大悲，是不可以遏制的那一种——他悲恩师，也悲自己，他悲这个国家，也悲那个叫做“中华民族”的族群。  

　　1948年12月间，胡适之先生在主持了北京大学50年校庆后，冒着城外隆隆的炮声，辞别同仁，坐上老蒋派来的飞机去了南京，再稍后，他又在“百万雄师”的驱赶下去了台岛。自此一别，季先生便同胡适之先生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季先生说：“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季先生当时不在场，他说“只是据说”是应该的，不过据我想来，他所以用“据说”一说，也当有他“不足为外人道”的缘由，且不必说它。但据说当时胡先生是“一边嚎啕，一边唠叨：‘知识分子没跟来，国家没救了。啊，我的天啊！’”  

　　还据说，当时不愿随他南飞的人里面，就有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那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不愿随往还有他的理由，他认为他没有做过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他怎么样。结果胡适之夫妇就把他留了下来。  

　　当时不愿随他南飞或者说捞不着飞的那些同仁的结果是怎样的呢？没有一个是捞到了好果子的。当然，老郭之类的不能算在当中，鲁老则因为死得早也不在其列。只拿季先生来说，他就是不愿或没捞着去的一个，他留了下来，难说他还在北平街头向入城的队伍摇过小红旗呢，他说：“我同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又说：“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绝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縵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这是季先生留下来以后的情况，是他的白纸黑字，我一个字都不敢改，虽说我那时还是个小屁孩，尚够不着跟牛去争棚子，但季先生说的我全信，并不存一丁点的狐疑。  

　　不过季先生还算是好的，到了耄耋之年总算是活明白了，“朝闻道，夕死可矣”，比起那些懵懵懂懂到底的来，我以为他不算白来了这个世间一回。  

　　我再跟你说说另外一个留下来的人的情况。话说到了1955年，胡思杜基本是适应了新中国的水土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陆突然间掀起来一场批判胡适的“全国性”运动，胡思杜虽然也跳出来进行了狠批，但可能是哪个词用得还不够恰当，被痛打了一顿，打成“右派”后，就干脆吊了脖子。那年是1957年，比他的父亲胡适之早死了将近5年。  

　　说来也好玩，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胡适研究会会长耿志云先生的说法是缘于一句话，他说“这句话我想是他（胡适）一生里，讲得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可能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  

　　在季先生的文章里，专门有一段说胡适对于共产党的态度的，季先生说“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他说：“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设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作为证明，季先生列举了两件他亲眼看到的小事。一件是说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举行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还活着。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在此，我斗胆披露一下，季先生刚才提到的那个“学生”据说就是当年胡适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后来共产党的大剧作家吴晗。  

　　季先生的这段文字我不十分同意，只能表示理解。季先生既与胡适先生有师徒之恩在先，又有同仁之谊在后，对胡先生有所“遮挡”自然是应当的，就像他从牛棚里面走出来写胡适的第一篇文章《我看胡适》一样，他说他连“先生”两个字都不敢用，况且，情况也并不全如季先生所说。比如，胡适先生就曾说过这样的话：“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以及，“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自由。”又及，“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可都是胡先生的真言，原也不该把它们私自揣进兜里的。我还要揭发，他还写过一篇叫做《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的文章，恶毒辱骂共产主义。  

　　其实呢，我和胡适之先生并不熟识，最早看到他的名字是因为鲁迅先生痛骂梁实秋的时候提到过他，我也权当他是个坏蛋看的，直至有一天我在校园里听到一支叫做《兰花草》的歌，才晓得他还会写歌，而且写得那么好，才晓得他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提倡白话文，第一个写新诗，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的文化长者，我对他的印象，才有所转变。  

　　今天拜读季先生的这篇长文，看到胡先生嚎啕大哭的片段时，尽管季先生强调说适之先生彼时的心情“不足以外人道”，但还是没能阻止我揣度了一下——一是他对老蒋引领的未来开始绝望，二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摇动。这自然只是我的揣度，或许二者都没有，或许还有别的，甚或真如季先生所说“不足以为外人道”也。  

　　不过季先生毕竟是介书生，是书生就有一样是共同的，都皮薄肉嫩，都不经打。应该是被打怕了，所以即使在被奉为“国宝”的情况下，仍然不敢把有些话挑明来讲，比如，他在文章中提到的两个人就语焉不详。一个叫杨联升的，一个叫周一良的。二人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被胡适看中了，都想请到北大来，结果是周来了，杨没来，选择继续留在美国。据季先生说，周的天分犹在杨的上面。后来的情形是这样的，杨联升因潜心（确实也具潜心的条件）学问，终臻大成，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而周一良呢，则积极投身革命，并仗着深厚的文字功底进驻到后来臭名昭著“梁效写作小组”里面，虽说现今也被当朝誉为著名的史学家，但那个名头已是在美国的时候就博得的了。在这点上，季先生就没有说得明了。  

　　我这么说不是说我不理解季先生，是太理解了。季先生亡故后，其骨灰分散在三处，留在北京的那一份据说是想陪着老朋友些，说点“生前不能说的话”。那就由着先生吧。  

　　季先生在文章中还说到了胡适去台后的际遇，以为是“并不得志”的，只在死后“哀荣备至”。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大致认同，因为像胡适之先生这样一生都在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且始终不曾改变过志向的人来说，不能完全见容于老蒋是正常的，但他尚能死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任上，至少可以说“蒋家”还是敬重他这个书生的，再从他在死后所得到的“待遇”以及台岛后来的走向来看，经国先生难说是受了他的影响也不好得说。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  

　　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这是由毛子水撰文，王壮为胡适之先生书写的墓志铭。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要是有那么一天，我能去到台岛，我一定从故国的山中采一支兰花草，带到先生的墓前。  

　　谢谢季羡林先生，谢谢您这介书生给我推介了那介书生，谢谢。 

　　杨洪昌，供职于监狱，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等各类报刊及网络，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3卷》、《2014年中国诗歌精选》和《中学生朗诵诗100首》等选本，入选《2014原野榜样诗人排行榜》和入围第六届高黎贡文学节前8强，出版诗集《我想捡回一个愿望》、《囹圄集》。现居昆明。